淞园故事‖风雨兼程百里路，谱写育人新篇章 桂墅里—— 从“先知”到“先锋”的故事
来源： 黄浦党建 发布时间：2020-08-12
为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用好历史，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认识和理解，半淞园路街道推出“阅读建筑、解读路名”——讲述淞园四史故事系列专栏。本专栏旨在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充分挖掘辖区四史教育人文资源，拓展“四史”学习教育的空间和内容，力求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为持续提升街道民生服务、城区面貌、社区治理等各方面工作品质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上一期小编给大家介绍了桂墅里的第一所国人自办新式学堂——经正女校，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战争年代，中国的育人之路困难重重，但自经正女校之后，国人所兴办的教育机构仍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为培育新一代的红色火苗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继续了解经正女校之后桂墅里又涌现的几所新式教育机构。
（老地图桂墅里）
探路优质基础教育 打造近代教育样板
1896年3月，恰逢经元善着力将经正书院改作经正女学堂，一代绅商钟天纬便借助洋务运动主将盛宣怀的引荐，将经正书院旧校舍重新改建，兴办了上海三等公学(相当于小学)，这即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最具新式意义的小学堂。
【钟天纬（1800－1900），字鹤笙，华亭县亭林人(今属金山区)，晚清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1872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师从美国学者林乐知攻读英语，为该校第一期学生。1880年到欧洲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
上海三等公学最初仅开蒙馆三塾，后待经费许可，又开设六塾，并将学有成效者，送入南北洋大学堂继续深造。在三等公学办学期间，钟天纬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学教科书，他采用新法施教，以循循善诱，讲解为主，改革死记硬背的陈旧教法，颇得学生崇敬。他所提倡的“普及教育”，“小学学制”等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为中国近代化教育作出了贡献。
（钟天纬编著）
其后，于1896年12月，盛宣怀得到光绪准允，在上海又捐购基地筹款开办新式学堂——南洋公学，此即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因学堂地处南洋(当时称江、浙、闽、广等地为南洋)，参考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正门）
(交通大学正门）
1897年3月，借徐家汇民房一所作校址，“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委任何嗣焜为南洋公学总理(校长)，盛宣怀为督办。初建时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办学目标，先设师范院(专科)、外院(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四院，后三等公学作为小学阶段教育也并入南洋公学中。
在轰轰烈烈的办学潮流中，三等公学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源头，它秉承着“救国兴国”的爱国精神，“中西交流”的思想理念，“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成为我国从清末起救亡图存、寻求革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人才培育标志，表明了近代有识分子对于人才与教育兴国的深切期望与决心，使得近代教育逐渐走向系统化、专业化道路。
培养实业技能人才 开创女性教育先河
之后的1904年春，著名报人史量才用金山首富、明强小学校长黄公续热情馈赠的2千元庄票，在桂墅里购下经元善创办的经正女学旧校所，办起“女子蚕桑学堂”。
【史量才（1880年~1934年），名家修，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曾任《申报》总经理，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被称为上海的“报业大王”。】
女子蚕桑学堂以近郊种桑养蚕的农田为基地，学堂分预科、本科、选科三部，规定凡15岁以上35岁以下、身无疾病者均可入学，旨在培养女子实业技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史量才之生平》一文中高度评价女子蚕桑学堂“实为吾女子蚕桑教育之嚆矢。”
（女子蚕桑学堂宣传图）
学校由史量才自任校长兼教员，由做过乡下私塾先生的“天足妻”庞明德担任校务，这既可以让她利用工作之暇听课读书，补习提高；又可让她服务社会、自立于社会。创业初期由于经费拮据，他除了自己多上几门课，还请《时报》编辑们做半义务兼职教习。为保证他们完成任务，他有时就代为编写些文稿。
（女子蚕桑学堂）
上海女子蚕桑学堂的创办，开国内女子职业技术教育之先河。校舍为6幢两层旧式里弄楼房，开办时仅学生20余人，聘有日籍教师，教学方法新颖，采用课堂讲授基础知识和近郊桑蚕基地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效果良好，学生一时大增。后于1912年改为省立，改名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迁苏州浒墅关。
（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
跨界思想正面交锋 栉风沐雨坚守初心
除上面两所教育机构外，当时在桂墅里相隔不远处，还有日本人创办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前身为南京同文书院，由东亚同文会建立，以研究中国当前形势为主要目的。后受义和团运动影响，书院迁至上海跑马场附近的退省路，遂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外景）
1913年7月初具规模的书院被战火所毁。10月，校址迁至虹口区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1917年4月，书院再迁至今虹桥路433弄处(徐家汇天主教堂西侧，靠近上海交大)位置，直至抗战胜利停办。
（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而形成的第一手调查报告书和大量纪实性考察报告等成果，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
然而这样一所意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高级间谍”的学校却也同样诞生了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就有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中西功。中西功(1910—1973) ，三重县人，1929年来到中国后，他成为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所由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部共同经营的“间谍学校”第29期学员。但浸染在中国文化里的中西功，逐渐对中国产生了感情。读书期间，他在中国教师、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日籍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功）
而除此以外，还有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中共著名特工，情报战线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浙江省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沙文汉，均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汪伪政府要人李士群也曾就读于此。
(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
(中共著名特工沙文汉）
可以说，东亚同文院，作为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却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思想的冲撞，敌对的博弈，俨然成为战乱岁月，国与国，人与人，信仰与信仰之间刀光剑影的一个缩影。而这个机构的设立也同样为国人教育拉响了警钟，东亚同文书院与“大东亚共荣”的历史，至今仍然告诫中国人民，我们对邻居的了解，可能远远不及邻居对我们的研究。我们应始终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指导如今的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