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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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发布时间：2024-03-12

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

——基于山西Y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日常生活作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领地，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地，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训练场。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探寻有效的文化振兴之路，是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的关键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作为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中的实践创新，积分制是联结政策与生活的纽带，也是激活村民参与村级治理、重塑乡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本文提出“双重可视化”这一分析概念，通过探讨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过程，理解积分制运行过程中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的脱嵌困境，为积分制的方案优化提出见解，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新的阐释。

一、双重可视化：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

双重可视化是对可视化的一种拓展，也是尝试分析乡风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视角。所谓双重性是指可视化的两个向度，一是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二是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

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制度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分值挂钩形成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量表，从而实现治理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可见。这种积分之术，是积分制在“分”的维度上的实践，借助数字画像使离散化的社会行为实现结构化表达。其二，从行动可视化视角来看，积分制的实践过程是通过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为与具体场景关联形成社会生活中的行动示范，从而实现日常生活的自我呈像。这种积善之道，是积分制在“积”的维度上的实践，它不仅使个体行动有了道德方向，而且社会在团结技术下形成了有效黏合。上述两个方面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双向互补。从“分”的维度来说，借助数字与治理关联的技术逻辑，实现积分制运行的制度画像；从“积”的维度来说，通过行动与乡风关联的团结逻辑，实现积分制实践的行动呈像。

二、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制实践案例观察

理解双重可视化视角下的积分制运行，需要走入真实世界，从案例中体察更多细节。为此，本文选择山西Y县作为研究案例展开分析。

与发达地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相比，后发地区的治理创新动力往往不足，多数实践推行受自上而下政治势能的影响较大。Y县积分制实践的促发机制，便是2019年8名干部赴浙考察学习的结果。清晰化的经验蓝本能否适用于Y县乡风文明建设，是积分制落地的关键，而具体实施方案的细化成为工作重点。在实施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结合经验蓝本，由工作组制定草案，形成积分制实施的初步方案；二是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形成积分制实施的最终版本。

第一，以工作小组为核心，通过对经验蓝本的学习与讨论，形成积分制的实施草案。最初核心团队由16人组成，包括4名组织部干部、2名宣传部干部、2名乡村振兴办公室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8名中青年干部为团队核心，主要解读积分制的内容与分享考察体会，其余8位成员分析方案在Y县的可行性。“办公室的头脑风暴”意在以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与生活体验，批判性地修正经验蓝本，形成适合Y县自身特色的乡风文明量表。

第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通过对草案的完善，形成积分制的最终版本。在3次征求意见会议中，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局等部门较为重视资源困难，组织与宣传部门强调考核的有效设置，乡镇负责人则是介绍本区域的现实情况。在三方协商中，最大的问题是“积分兑换”的资源配套。不过，协商中的意见虽然能够反映执行中的困难，但更多地是在考验领导决策的信心。

在经过多方考虑之后，积分制被正式列入了Y县的政府工作议程，保留工作小组作为推进机构，牵头领导为Y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但最终全域推广积分制并没有列入Y县2020年的中心工作。

作为引入型的治理创新，积分制在Y县一开始便存在实践张力，这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开展治理创新中的第一困境。正如在Y县积分制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面对清晰的蓝本与地方实践的不确定性，使得“取经干部”需要在“先进经验”与“熟悉地方”之间有效平衡。清晰的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一重张力。

尽管积分制未能进入中心工作序列，但作为分管领导还是在年度考核中争取了3个分值的权重。非中心并不是无压力、无任务，而是说在整个工作序列中排在靠后的位置。因此，与中心工作中的“挂图作战—科层任务推进模式”不同，非中心工作的加压方式常常来自非正式的关系实践。从Y县积分制推广工作正式发文开始，工作推进小组便开始了“7镇4乡大走访行动”，目的是推动乡镇村积分制工作的有序开展。走访行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乡镇汇报设想与现阶段困难；二是可能打造的典型与希望获取的支持；三是带队领导与乡镇领导交换意见。与层层加码的压力传导不同，积分制落实的交流更像是一种协商。在此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协商的深度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作为非中心工作的积分制，执行过程中的压力机制，并不是来自正式制度本身，而是非正式制度下的“相互合作”。

可以说，当治理目标选定以后，积分制实践就需要面对目标统一性与行动多重性之间的矛盾。具有可视化目的的积分制，需要回应不同部门的诉求，在任务量化到部门的同时，部门也需要被亮化，以此来凸显部门在工作中的位置，经过多元力量打包后的积分制，可能会形成碎片化的执行风险，进而导致整体性可视原则受到部门分立的影响。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二重张力。

村庄是积分制实践的最终场域，也是积分转化为行动的最后环节。如何真正实现让村民从“台下看戏”变为“台上唱戏”，需要将积分制的政策文本进行在地化的解码。围绕积分制的落地，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乡镇负责领导与村干部首先召开了动员会议。在完成基本内容学习之后，三方又进行了自由交流。在交流中H村主任向领导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未来考核验收会关注哪些指标；二是现有工作内容哪些可以与积分制挂钩。面对上述问题，乡镇干部的处境往往是调节器，领导小组的处境则是整合器，既不能背离原则，也不能尺度过大。虽然不断宣讲积分制的原则，但最终还是尽力为村庄争取政策空间与资源，从而达成“务虚共识”。最终，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村干部制定了“定积分”与“用积分”两种落实方案。

所谓定积分，是H村干部依据积分制实施方案，将村民的日常行为进行赋分定值，形成了村庄层面的实施细则。通过“一事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季一公示、一年一评比”的实施方法，H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在表格中得以呈现，并构成了村庄积分制的基本台账。与此同时，村干部将积分制主题标语、进度专栏等进行“上墙”，如在H村村口墙上，用白底红字刷出了“积出文明乡风，建设美好家园”的标语。“上墙”不仅使普通村民看见了制度，也形成了积分制展示的“打卡点位”。

相比于定积分中的台账与上墙，用积分则是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者行为约束，从而使积分制活起来，它是积分制运行中的有效激励环节。不过，理性主义的激励设计，能否与“真实的社会构建”相吻合，是研究者历来比较关注的议题。在积分制实施过程中，就有部分村民将“用积分”中的“用”理解为“赚”。

面对日常中的生活逻辑，清晰化的实践方案需要转换为日常话语，从而动员普通人参与积分制实践。即便是在村庄这一微型治理场景之中，如何把握“度”与“界”依然是治理实践中的难点。积分制方案需要在干部与村民合力之下，进行“模糊的清晰化设置”与“清晰的模糊化处理”，来实现方案的有效落地。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弥散场域之间的张力，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第三重张力。

三、乡风文明建设中积分可视化的内在机理

斯科特在讨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时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寄生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张力在于地方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从可视化的视角来看，积分制实践中的梗阻，与两种知识之间的成像差异存在较大的关联。

对于Y县而言，积分制所负载的治理内容，在类型上属于斯科特所定义的技术知识，它是相对于地方知识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在引入积分制的同时，Y县需要整合科层组织内部力量与外部社会力量，为积分制的有效落地提供制度性保障。正是在此过程之中，技术知识得到有效更新，制度可视化得以展开。经验引入为技术知识更新提供机遇，而技术知识更新的速度则取决于经验在新治理场景中的位置。因为基于位置而传导出的压力以及所蕴含的政治势能能够促发不同的技术知识再生产路径。

与制度型可视化链条不同，行动可视化的内在逻辑依托于社会结构下所蕴含的德性基础——行动伦理，它在治理意义上往往被理解为场景，而场景的背后则是地方知识。正是这种具有场景的“集体的条件性地方意识”成为积分制实践的支点，从而激活相应的地方知识。只有地方知识的有效激活，才能使社会自身的呈像得以显现。不过，这种地方知识，并非只存在社会的底层，也并非单纯来自社会，而是可能出现在积分制实践的各个环节。

首先，科层组织内部的地方知识。从干部视角来理解科层组织，其内部的知识结构便具有了复杂性。一方面作为组织人的干部，往往需要明确工作的任务与目标，另一方面作为情感人的干部，则需要审视政策实施中可能面临的现实场景。正因如此，即便科层组织内部也存在着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相混合的“一体两面”形式。

与此同时，积分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两方面的张力：一是指挥中心与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张力；二是指挥中心与村庄之间的纵向执行张力。目标设定下的统一权威往往是技术知识的载体，而灵活行动的部门与村庄则是地方知识生产的领域。一定程度上而言，横向协调张力与纵向执行张力的形成也在于两种知识之间的紧张。为此，技术知识需要借力地方知识来完成相应的治理目标，而地方知识也在技术知识介入的同时得到激活。正是这些干部经验、部门实际与村庄现状，构成了科层体系内地方知识的来源。

其次，村庄内地方知识的分化。村庄作为地方知识的重要来源，体现着生活场景下的日常逻辑，但即便是位于末端的村庄，地方知识也会存在自身共享的边界。因此，乡村中的地方知识并非只有一种形态，而是多种诉说。积分实践能否有效吸纳村庄内部不同类型的地方知识，成为考验实践绩效的关键。

总之，积分制实践的展开过程也是地方知识不断被发现的过程，而这种发现的机理在于场景机制。科层组织内在的地方知识与村庄地方知识内部的不断演变是积分制实践中地方知识的来源，而地方知识发现的促发因素是技术知识在不同场景的不断嵌入。正是地方知识的不断发现，使行动可视化成为可能。不过，相比于技术知识的两条路径，地方知识发现的链条具有串联特征，它是地方治理实践在不同层级对治理场景的再发现。

如果说技术知识是依赖于科层运行而不断强化，那么地方知识则是依托于场景转换逐步显现。积分制实践中的可视化，一方面借助技术知识不断嵌入乡土社会，另一方面则需要激活地方知识使积分实践融入乡村生活。在“技术知识—地方知识”的互构中形成了积分制的双重可视化路径。正因如此，积分制实践并不是“一杆到底”的直射过程，而是反复的折射与反射过程。正是这种折射与反射，使得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之间出现实践张力。

对于上述张力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两种知识内在的结构有关。技术知识的运行机理往往突出其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共时性，在结构上呈现并联特征。而地方知识的运行机理常常强调其内在的灵活性，因而在特征上具有序贯性，在结构上呈现串联特征。当两种知识相遇时，在积分制实践层面就会形成一定的张力。此时，两种知识在相互关系上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技术知识的不断嵌入能够激活地方知识，而地方知识的不断调适形成技术知识的补充。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如果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容易引发“制度画像”对“行动呈像”的替代，形成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悬浮”。而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可能引起“行动呈像”对“制度画像”的扭曲，导致积分制实践中的“庇护执行”。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着政策与生活，贯通了行动与乡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依托。区别于以往国家治理能力中的清晰化讨论，可视化更加强调国家看见社会的过程。因而国家能力中的易读性与信息基础，不单是获取数字的能力，更需要理解数字所经历的过程。对Y县积分制的个案观察，发现乡风文明建设领域中的模糊地带并不是线性化的清晰过程，而是在不断反复的“清晰与被清晰”的实践转化，它不仅反映出文明乡风治理中的难点，也投射出治理技术不断嵌入乡村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梗阻。正因如此，可视化是对清晰化的过程表达，作为结果的清晰化并非以直射路径来“看见社会”，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折射与反射。借用双重可视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在于分析积分制运行中的实践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理解文明乡风建设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取向及其所内含的知识基础。积分实践中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的过程。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形成了双重可视化的相互协调，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而两者的失衡则容易导致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悬浮”与“庇护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