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鲁迅与青年的故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汇聚于此。定居上海的鲁迅对培养青年倾注热情，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青年。

《培育》 赵瑞椿/版画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在鲁迅作品及书信中，常能看到他对青年的关切与期望，如：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致陈烟桥，340419》

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致杨霁云，340522》

“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

——《致萧军，350412》

在生活中，鲁迅一旦发现优秀的青年，也总是竭力帮助。柔石、白薇、萧红、萧军、张望、赖少其、刘岘、陈烟桥、陈铁耕、罗清桢、黄新波等文艺名家，都曾在青年时期身受鲁迅的提携、指点。

青年柔石善良、纯朴，又有些敏感气质。鲁迅对柔石不仅事业上鼎力扶植，思想上热情关心，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他们一起创办了朝花社；当柔石仅靠稿费难以维持生计时，鲁迅向北新书局推荐柔石编辑《语丝》；鲁迅还为他的小说《二月》热情作序，称之为“优秀之作”。

在杭州邮局当职员的孙用，利用业余时间将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用世界语译成中文，并将译稿寄给鲁迅，鲁迅看后认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并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出力颇多。从1929年11月6日收到译稿到出版，前后历时两年，与孙用往来通信二十一封，并亲自与书店接洽，跑制版所，编校前后达5次之多。1931年，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勇敢的约翰》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鲁迅为孙用所译《勇敢的约翰》撰写的校后记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1928年初，正当鲁迅受到创造社“笔尖的围剿”最烈时，创造社成员、女作家白薇将剧本《革命神的受难》投寄给鲁迅，她本人因身处“相对的营垒”，有些惴惴不安。鲁迅毫无门户之见，在当年3月出版的《语丝》上发表了这部独幕剧。

萧红、萧军从沦陷的东北辗转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囊中如洗，几陷绝境。鲁迅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安顿生活，并把他们介绍给上海的左翼文化界，还以深情激励的文字，为他们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作序，使得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很快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

萧红：《生死场》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萧军手迹：“铜花铁骨铸精神……”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除文学青年外，在上海，鲁迅还关怀和培育了一大批木刻青年。鲁迅认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为了促进他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鲁迅自费组织举办木刻讲习会、出版刊物、做展览，指导中国木刻青年们努力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版画作品。上海，也成为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的发源地。

《鲁迅与青年木刻者在一起》 谭尚忍/版画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对木刻青年寄予厚望，木刻青年则真诚地把鲁迅当做自己的师长、朋友。每有新作，纷纷寄给鲁迅。在鲁迅遗留的藏书中，就有不少青年木刻家签名赠给鲁迅的作品集，上面写有“献给鲁迅先生”、“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树人先生指正”等字样。对于木刻青年寄来的作品，鲁迅不仅妥为珍藏，而且具体指点。仅1934年，鲁迅与木刻青年的通信就达数十封。

《静物》  赖少其/版画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就是这样热情地培育革命美术的幼芽。1934年5月，鲁迅为刘岘、黄新波等的《无名木刻集》作序：“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现有这萌芽不可。”同年8月，他将收集的何白涛、陈烟桥、陈铁耕、罗清桢等人的作品，精选为《木刻纪程》，自费出版，希望这本书成为中国新兴木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沿着这个方向一程一程地走下去。

鲁迅编选并收藏的《木刻纪程·壹》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窗》  陈烟桥/版画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鲁迅培养的木刻青年投奔延安，并把鲁迅的美学思想和版画理念带到延安，贯彻到他们的教学中，培养出大批富有战斗力的木刻青年。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所盼，木刻版画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其现实主义的艺术内涵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也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这是鲁迅著名的“梯子之论”，表达了他甘愿做人梯，为培养和造就后来者、年轻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