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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发生时总呈现为一个事件，因为它是观察与沉思新对象产生的反应。当代事件哲学的代表人物齐泽克拈出柏拉图、笛卡尔与黑格尔这三个理论节点，认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三个哲学事件，在其中，某种尚未被普遍接受的新事物以创伤性的方式侵入了这个领域”，而令“事件恰恰构成了他们各自思想的焦点” 。理论的这种起点意义上的事件性质，相当于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在库恩看来，范式不同于理论，后者作为“常规科学”淡化了“反常和危机”及“比较突然而无结构的事件” ，因而呼唤新的范式。我们同样深感兴趣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理论丢失了事件？

这个问题在文学理论晚近以来的走向——理论（theory）中，体现得尤为迫切。按乔纳森·卡勒的总结，理论抗拒常识的自明性而进行祛魅（解码），这使它必然以对事件的敏感为起点。但理论的演进轨迹却表明，它正逐渐成为被它自己当初视作批判对象的、与事件相对立的东西，像英国杜伦大学教授蒂莫西·克拉克颇具代表性的忧叹那般，“批评家在他们正研究的文本中可能攻击的假设，仍然积极地决定了批判性作品的智力生产文化，并被纳入其制度要求” ，这种局面导致理论运动的“猛烈的公式化削减” ，使之失去了对事件的敏锐感知而变得麻木与反复。“理论之后”这个命题之所以被提上当今学术议程，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察理论与事件的不同关系型，从中观察理论丢失事件的原因与重建的可能，并在此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发现中国后理论的可取选项。

鉴于现代思想对语言的符号系统性质的发现，理论运动其实自 20 世纪前半期即已开始酝酿，有关理论对各种文本与现象的深层结构的阐释冲动，呈现出与以往的不同面向。理论的正式形成，则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福柯等思想家发现，符号的区分建构着现实的区分，对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进行手法精湛的祛魅，形成了以意识形态、性别、族裔与身份政治等跨学科议题为关键词的理论运动。随着这场运动的全面展开，原先一直稳固存在的相信先有事物、后有语词命名与传达的自明性范式被摧毁，学者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这种变化乃超越常识后的进步。

对这场理论运动，目前国际上一种醒目的看法是它正走向衰落，甚至已趋于终结，可以见到的以“反理论”“抵制理论”或“理论的终结”等为主题的研究论著，确已不在少数。这自然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新问题不断出现、构成对理论话题范围以及容量的现实挑战有关，但外因的影响取代不了内因的更重要的决定作用。这个居于深层次的内因，就是语言论带给理论自身的一个奇妙悖论：想要去达成的目标（祛魅），与自身得以存在的基本估计（不得不掩藏与悬置自身同样也是待祛之魅这一事实），是相冲突的。展开来说，我们已知理论的兴盛初衷即对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进行语言解码分析，为的是找出与破解我们以为不证自明的现象背后的深层符码。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解释对象何以被说成了如此，即揭示现象所赖以构成的符号的区分关系，揭示符号在这种区分关系中占据的不同位置所形成的等级——话语权力（故而“支配表层现象的深层结构越来越多地被设想成权力” ），从而批判这种语言所自带的权力因素。文化政治的全部奥秘均维系于此。但当理论这样做时，同样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它也用语言表达着这一切，是一种与自己正批判着的对象拥有同一件语言外衣的符号区分活动，那么，它自身就没有一个被符号特殊区分、从而也受制于深层权力符码的问题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魅”其实正是语言自身造成的，在语言中祛魅便意味着祛语言，或者说让语言自我取消，这显然是理论面临的一种尴尬处境。

既然内存上述悖论，理论的每次祛魅，实际上便做不到彻底，在这种情况下，它要确保自身的解释仍然合法而彻底，只能不断地掩饰（回避）自身那个内在悖论的起点，即在佯装自己理路通畅的前提下仍一次次地施行祛魅行为。如果不掩饰与回避起点，理论的阐释路线或可因起点的具体性与丰富性而相应地具体与丰富；而掩饰与回避起点等于设置了唯一的、不变的起点，所有接下来的阐释都围绕这一相同起点而展开，容易逐渐流于程序性的反复，将符号的区分关系固化。事实上，理论在今天为人诟病的一个显著之处，正是其在阐释思路与手法上的重复性操演。卡勒在回顾理论发展状况时，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个案，分析指出在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理论路线中，对无意识运作的描绘“事实上可被解读为自我的一种特别的防护，它把所有事物都带回到主体的欲望，对把它自身也纠缠于其中的非人的结构和过程加以抑制”，这使“无意识理论是对无意中暴露的无意识真理的抵制”，理论在这里不得不去掩饰自身同样处于其中的悖论起点，抵制即掩饰。卡勒意味深长地总结，这就是为何“理论自身就是对理论的抵制” ，他援引保罗·德曼在其名文《抵制理论》中的话，认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它所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 。在基于自我抵制的反复操演中逐渐产生了对理论而言颇为致命的厌倦与麻木感，并终致理论在晚近走向衰落，这似乎便是整个故事的必然逻辑。

理论的吸附性由此可证。吸附的意思是无论具体议题与对象如何变易，理论的解释策略都因重复而变得工具化了，更换议题与对象，也都可以吸附其上而套用，套路化色彩应运而生。我们所熟悉的这方面的批评声音，说到底便是为此而发的。这当然会冲淡乃至消解理论发生之初的事件性，因为事件的基本含义便是独异性（singularity），它是拒斥重复的。深入考察，会发现作为症结的这种重复性，恰是被理论阵营中一些首脑人物（如德里达）所揭示的在场形而上学。德里达针对的问题，是困扰西方思想两千余年的形而上学的支柱问题。他为此找到的独特切入点是：可重复者（永久的）按理说不可经验或者说超验，属于理想对象，却仍能被形而上学的历代倡立者说成是可经验的（即时的），他们凭此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形而上学，宣称其合法，使之畅通无阻而顺利得逞，这是通过声音这一中项来实现的。为什么声音能做到这点呢？一方面，声音重复而显得永久，是由于主体说话时，声音从外部触及其感官，被主体听见，主体便将自己发出的声音当成了外来的、客观存在着的声音，即把它重复化了，由此形成了一种拥有场域、可以被他人也直观地经验到的在场感。另一方面，声音可经验而显得即时，因为作为能指的声音，在触发听觉后似乎隐去了自身，而允诺着所指（意义）无阻隔地渗入，直接让位于所指，导致主体觉得听到声音即同时得到了（客观存在的）意义——如此这般无阻隔地渗透进声音的意义，已非声音本身可被听觉直接经验到的意义（因为声音是隐去自身后才放意义进来的），而是超越了听觉经验之后的超验性意义。但它正是借助于声音这种物质性因素，而变成“似乎”可经验的（德里达强调了“似乎”二字：“能指似乎已经属于理想性的因素。” 即作为能指的声音似乎变得透明，而接受意义的直接渗入）。形而上学由此制造出了一个意义无阻隔地直接在场的幻觉，借此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所以在场乃幻觉，是因为：第一，能指并未完全隐去而让位于所指，它始终存在着，并由此构成着对所指意义的阻隔，如果说这一点在德里达所针对的西文中确实不明显，那么在别的语言共同体（比如汉语）中却很突出；第二，在场要证明自己真实存在，就得证明自己有起点，一种有起点的东西才是存在的，但追溯在场起点的那个瞬间，后者便已过去而在意识中被阻断了，这无限推迟着对起点的达成，而使在场落空。在未意识到起点的前提下，相信和以为自己处于拥有着起点的在场状态，并由此在声音这一掩体中不断形成可重复性与可经验性相联结的幻觉，这与理论的上述因内在悖论而始终不得不权宜性地悬搁起点、不知不觉成为理想性的重复操演而失去可经验性（这是理论与形而上学再度悄然合谋的关键）的吸附特征是一致的。我们从中得到的初步结论是，理论运动的落潮与理论自身尚未有效摆脱形而上学窠臼有关：虽然源头上基于语言论学理背景，以超越形而上学为目标，在实际运作中却并未抵达这一目标，而是走上了一条与这个目标微妙地相龃龉的道路，以致失却了事件的独特、新鲜的冲击力。对理论运动的各种反思，就是这样来的。

德里达

问题是，语言造成的、特称意义上的理论的上述内在悖论，也是泛称意义上的一切理论的宿命吗？任何理论当然都得靠语言来表述自身和交流传承，那么以上分析是否意味着理论文化因都存在这个症结而面临整体衰落的气运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理论与“理论之后”的对比度与区分度便不再存在，后理论的唯一选择也便是反（泛称意义上的）理论而径直回到非理论状态中，似乎就不必再发展出诸多流派与形态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泛称意义上，我们仍然看到了理论文化本身无可厚非的存在合法性，那是与事件本性有关的一种活力。

特称意义上的理论因其吸附性，让人感到它在阐释效用方面逐渐陷入陈陈相因的重复；泛称意义上的理论，却常常能很自然地与文学艺术实践暗合，看起来并不存在生搬硬套、用一套操演化的思路手法令对象就范于我的问题，相反，据其所作出的分析客观上显得颇符合实际情况。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这是理论家的独特天分所致，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巧合？相比这些非理性解释，更为合理的解释得从理论的本性——事件中寻找。

从词源上追溯，理论（theory）一词来自希腊文 theoria，与“剧院”（theater）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根，其动词为“去观看”（to view），指一种仅基于“看”的“对理念世界的瞑想” 。在希腊语中，理论是一种有别于征服对象来为人所用的、不具备主体性支配与开发欲望的观察活动；与此相呼应，在拉丁语中，理论也是一种有别于单纯知识性研究的沉思活动。因此，归总来看，理论的本性是人的观察与沉思活动，是对事件的进入。而人之所以有观察与沉思世界的需要，是因为世界始终充满着超出人的认知能力、测不准的陌生性因素。既然是面对始终陌生的世界而观察与沉思，这便同时是一个自觉上升到语言层面、在语言符号的不断区分中自觉凸显符号系统本身，从而形成意义理解与阐释的过程。理论的这个过程和文学艺术创作在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旨在（在语言中）对意义进行创造，所以两者之间时常被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实是并不存在也不应存在的，谁能否认文学艺术也以观察与沉思为本性呢？英国伦理学家伯纳德· 威廉斯在其名著《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中论证指出，苏格拉底以来强调反思的人类伦理传统，正在引发“反思能够摧毁知识” 的新问题，摩尔在评述这一观点时认为“得出一种理论并不是对反思的要求”，从而无须“在我们的伦理看法中赋予由反思产生的看法以格外的权重” 。理论在源头上的观察与沉思姿态，直接观看世界而非在反思中去对象化地把握世界，因看护自身有限性而具备伦理色彩，这些类似的见解证明了在今天还原理论本性的必要。

伯纳德· 威廉斯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对源头与本性的这番追溯使我们认识到，泛称意义上的理论从事着意义的创造，相比较而言，特称意义上的理论则从事着意义的生产。创造与生产是不同的。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致力于理解陌生的未来；后者则致力于解释熟悉的当下。前文已表明，理论运动在 20 世纪初期就已经酝酿，但前半个世纪的文论如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结构主义等，虽然也逐渐发展出开掘文本深层结构的路数，却不如后半个世纪的理论那般操演性强烈和反复感突出。个中原因在于，前半期的文论都直接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偏重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结构分析，纵然格雷马斯、热奈特与布雷蒙等学者已着手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等深层要素进行解码，所聚焦的毕竟是具有未来时间维度的虚构故事等文本对象，解码工作在这里不具有唯一性，因为文本中的故事也完全可以被不同读者读成审美的与别样的。这种非唯一性，是由该阶段理论运动指向未来所持存的陌生性决定的，总体上仍可被归入泛称意义的理论中。到了后半期，作为转折（政治转向）枢纽的福柯有关符号区分形塑现实区分的洞察，特别是对“理论—政治功能”乃事件首要功能的强调，无形中将理论的祛魅兴奋点从前半期开放的未来逐渐转向了当下现状。换言之，原先对处于陌生状态中的未来可能性的或然性祛魅，现在慢慢演变成了对当下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的必然性祛魅，理论的眼光被收缩至对现有意识形态、性别、种族与阶级的失等状况的解释中。

基于这种区别，泛称意义上的理论和文学艺术实践一样创造意义，两者每每自然产生暗合便不奇怪了。暗合，指主观上无意去直接解释事物，客观上却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相一致。音乐作曲中下一个音符尚未在键盘上响起之前，上一个音符的意义始终在作曲家心目中不确定。与此相似，绘画中的“笔笔生发”现象更表明，始终是下一笔不断修正与重塑着上一笔，在下一个符号未落于纸面之际，上一个符号永远无法称自己获得了生命，直至最后一个符号覆盖满作品为止，此即艺术语言决定了艺术在本体论上是一种活动（而非结果）、一种显现与对话活动的原因：只可能是下一笔决定着上一笔，因为下一笔仅仅是指与这一个符号不同的其他符号，既然这一个符号唯有在与其他符号的区分中才存在，那当然得等下一个符号出来才行。艺术的活力、魅力、试探性、未知性、发现性以及创造性，都因这个活动性过程而生。质言之，时间上是上一笔推出下一笔；逻辑上却是下一笔决定上一笔。于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证明了，文艺审美活动的实质，是现实中的创作主体在发动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之后，与后者这一新的主体进行随顺性的积极对话。泛称意义上的理论，就这样观察陌生性因素并展开沉思，而在语言创造意义的过程中暗合于文艺实践，即同样激发出了事件。

在这样做时，较之吸附型理论在操演惯性中逐渐将符号区分关系固化并以之为祛魅的稳定目标，暗合型理论由于始终理解未来的陌生性，而不断打破符号区分关系的固化倾向，在区分中继续重新区分，形成利奥塔所说的系统为改善性能而积极促进的“移位”——创造出乎意料的“打击”以使“移位等于创新”。这是不是一种新的重复性？它又能否确保自身不重蹈吸附型理论可重复而佯装可被经验的在场形而上学呢？

应当结合德里达所论证的另一种可重复性，深入求解这一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德里达虽在揭露在场幻觉时抓住了借助声音将超验信息佯装为可经验者这一在场盲点，却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这篇解构主义奠基文献中表示，作为在场断裂的事件只在“被重复的那个时刻发生”。他紧跟着说明， repetition 一词在西文中有两种含义：“一是重复（过去的），二是排演，为未来作准备。” 很明显，前一种重复是他所反对的在场的重复，后一种重复则是他所向往和倡导的合法性重复。在发表于 1971 年的《签名·事件·语境》这篇重要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后一种重复，指出文字（以及一般符号）发挥功能的源头在于“可重复性”，正是重复的力量，既塑造了一般符号，又使任何有限的结构或系统趋于溃裂，对这种双重性的重复运动的形态描述就是延异。如希利斯· 米勒所援引的德勒兹的总结，重复有两种类型，即“柏拉图式的重复”与“尼采式的重复” ，前者是以同一性为在先的模型来规范或还原差异，胡塞尔追求的理想性在场的无限自我重复便是柏拉图式的；后者则承认差异的实在性，同一性则是在差异关系的重复中被构造出的，德里达称之为“重复形式的差异类型学”（a differential typology of forms of iteration），即差异中的重复先于同一，其后果是“鉴于这种重复的结构，激活话语的意向永远不可能在它自身及其内容中完全在场” 。在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批判中，德里达提出了书写的概念，这是一般符号的内在可重复性的体现。正是书写，促使语境以不饱和的方式扩展或断裂，使得意义的衍生无止境。这意味着，承认理论同样在书写中用语言积极创造意义这一本性，便还原了它作为一个事件的创造力。

在场的同一性重复形不成事件，说到底是其程序性反复及操演后果杜绝了他者性（alterity）的介入。超越在场的幻觉，引入文字书写这一他者，才在差异性重复中形成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通过对后一种可重复性的强调，实现了伦理—政治转向，在海湾战争与“ 9·11”事件后完成的政治写作与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伦理评论中，以及收入《恐怖时代的哲学》的对话中，他思考了新的表达技术、科学的现代进步与权力策略等问题，把对事件的抽象思考引向了社会分析，他者性力量的如上开启，张开了解构思想的政治维度。这不啻提醒我们，理论对意义的创造，是对审美与政治维度的兼容，尤其未曾忽略甚至是强化着作为现代生活主题的政治维度。由此，吸附型理论没有理由宣称自己因政治转向而合法地陷入操演的惯性，而同样涵容着政治的暗合型理论即是能化解其局限的参照系。

上文依据两种可重复性思想，区分了特称意义上的吸附型理论与泛称意义上的暗合型理论，着重阐明了“想要去实现的目标与自身得以存在的基本估计”这一发生在前者身上的内在悖论并非后者的宿命，而是暂时性症候。对这种症候的察觉，很自然地将国际学界的研究眼光引向了后理论（post-theory）。1996 年 7 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行的一场理论学术研讨会上，马丁·麦奎兰等学者正式提出了后理论概念，在“后理论状况”这一问题域下，展开了德克尔的后性别、伊斯托普的后马克思主义美学、莱恩有关布迪厄与后理论的关系以及洛娜·哈特森的后理论方法等议题。如此看来，一方面，德里达不仅是理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也为后理论提供了学理思路上的奠基，体现出西方人文学术的连续性特征；另一方面，从特称中解放出来而返归泛称、变意义的生产为创造，不失为理论向后理论演进的合理逻辑。由上所述，那意味着在演进方向上，需要强化文字书写活动在理论建构中的创造，重视理论作为话语创造的效果，而淡化它规范当下事实的及物性功能，这种功能实际上是同为符号系统的理论话语所做不到的。德里达所说的用以替补（声音的）纯粹在场的写作，很大程度上首先便包括了文学。因为文学就是以操作语言符号为基本性能的写作活动，它追求、注重话语效果的生发及表达，在致力于通过语言将意义创造得新颖、完善这点上，不失为最典型的写作。强化理论中的文字书写，便涉及了理论与文学的关系。

从文字（写作）到文学的上述通道，进一步很自然地与汉语产生学理上的联系。德里达发现，形而上学相信在场真实的一个基本理由是听音辨义，即听到能指后随其消失，而使其让位于所指，这样一来，被包裹于声音的重复性中的超验意义，似乎成了可经验的。德里达的这一深刻分析确实击中了形而上学的命门和要穴，但应该看到，德里达所指证的这种情况——能指隐去而被所指取代，主要发生于西语中，因为西语的特性是多音节性（除极少数单音节词外），这导致同音的几率在西语环境中极不显著，听到一个词的发音，自能辨别这个词的意义。就此而言，德里达所指认的在场形而上学（即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主要发生于西方思想中，是被西语所决定了的后果与局面。比较起来，汉语却不是这样的。基于汉字的单音节性，同音词发达是汉语的鲜明传统，钱锺书的《管锥编》以“论易之三名”开篇，从这个意义上看是蕴含深意的，是一种对中国文化根性的敏赡把握。如不否认汉语的这一根性时常导致听音无法立即辨义，尤其在同音的情况下，意义辨识更离不开上下文语境，那么德里达所揭示的能指全然让位于所指的情形，在汉语文化中就并不曾普遍发生。推论便是，在场的幻觉在汉语中被天然地杜绝着，德里达所担心的西方形而上学的那个瓶颈，在我们这里其实并不严重，甚或并未普遍存在。而且汉字尽管同音众多，却凭借音形混成这一相应特征而稳健地发展至今，在书写上具备天然的理由，这一点应该说构成了德里达心目中解构的积极途径。就此而论，后理论在文字书写方面的强化前景，便尤其是值得汉语文化珍视的一个机遇。

这个机遇就是发展出话语创造型的后理论写作。由于汉语普遍不存在西语中能指直接让位于所指的特征，两者间仍是有阻隔的，这使它在发出一个词的读音后并不（透明地）迅速滑入该词的概念意义，而是把所指意义和对这一意义的能指感受同时保持在视野中。在此，“同时保持”的意思不是一者取代另一者，而是两者在始终富于界限的前提下共存。也就是说，汉语在谈论一种意义时，每每以涵容的姿态克服时间的迅速推进性，积极看护其时滞性。涵容即品味。正是在品味意义的过程中，一方面意义本身获得和展开了多元兼容、开放并包的行程；另一方面，意义始终同时获得着观看它的视点，而与后者共同融合为一个富于质感的场面。这与现代认知科学的具身性进展有内在共鸣。因为品味意义之际所同时展开的因缘结构，是一种不再将看与所看割裂而对立、相反集于一身的身体性场面，在这里，身体器官的能指感受，并不在无阻隔的前提下让位于脑神经基于理性思维的认知及所指判断，而是在努力取消与所指判断的距离的同时，承认其为两者：有距离即有阻隔。阻隔即意味着不再纯粹在场，这就使德里达所担忧的那种理想性的纯粹在场落了空，而使在场与对在场的替补之间获得了新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汉语特别青睐和离不开的写作来实现的。因为既然汉语无法像西语那般听声辨义，当我们听不清孤立的一个音节究竟发出何种意义指向时，拿笔写下来便能顺利得到结果。这天然地解决了德里达提出的用写作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难题——写作作为解构的基本途径，有助于令中心不再顽固存在，并无限推迟与延宕所指，以免其再次轻易无阻隔地、透明地取代能指而重蹈在场形而上学。写作重新占有在场，那是一种已不同于形而上学声音中心主义的、富有意义而值得肯定的在场——写作的、文字的在场。汉语文化提供了这一种在场的绝佳场所。

写作是在话语中创造意义，强调写作活动对理论的激活，很可能引来如下惯见的追问：难道理论不应穿透某个对象而获得解释权？它能否只是一种基于效果的话语创造？这种思考问题的惯性，未及考虑一个客观事实：透视作为求深意志的典型姿态，所求之深是以回避真相为代价的。形状上的远小近大与色彩上的明暗对比，诚然是透视营造立体逼真感的主要手段，却都制造出了一种视幻觉，因为物无论放置于远处还是近处，其大小都不曾改变，其明暗关系看似固定，实则是基于光线在空气中的瞬息万变而非定于一尊，这种瞬息万变才是“色彩事件”（the event of color），即“在光照下的物体表面发生的事件”，如学者罗伯特·帕斯瑙所言，“颜色不是对象的常规属性，而是事件或与事件相关的属性” ，由此宣判了透视画法的不可靠，因为它试图在二维平面（画纸）上制造出一个三维立体媒介才做得到的目标，那不是真理而只是视幻觉。这表明，透视试图将对象看成想要看成的、理想化的样子，是一种为理性思维所支配与调控的活动。这也是透视在字面上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缘由。利奥塔把这种以透视为标志的理性归结为元叙事，发现它以优化效率为鲜明追求，效率的优化是以一心追逐目标为前提的，为尽快奔及目标，可以不惜舍弃具体丰富的情境与细节而满足于幻象。这的确击中了求深意志作为现代性逻辑的软肋。

那么，为何主观动机上运用理性去认识本质，客观效果上却无法认识到本质而仍得到视幻觉呢？因为理性的动机忽视了它必须通过语言去认识本质，但语言却是非理性（任意性）的、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无任何必然联系可言的符号系统，非理性的语言无法保证理性的动机实现预期的效果。例如透视因对事物的三维立体还原取向而充满理性，却因二维的画纸而只能将对象原本立体的维度平面化。动机与效果之间经历了语言的转换，由于这种转换的必然存在，语言的非理性便始终导致着出乎理性动机预期的任意性因素，对这一个目标的筹划，总会伴随着下一个结果的出现，已知性主动地发动着未知性。语言的这一性质，从根本上证实了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测不准原理：观测目标必然将观测者（手段）因素包含在内，因后者对前者造成的即时性影响，而始终在理性的意义上测不准，由此测到的混合性（意向性）结果，才是真实的。如果在认识论上求深的结果被本体论证明为并不真实也并非真理，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求深意志，便需要得到语言论的批判。

以求深为标志的理性动机，既然必须经由语言这一非理性的符号系统才谈得上实现效果与否，它唯一的出路便只能是被语言吸收，在语言中创造真实。这意味着在作为语言的叙与作为场面的事之间搭建起有效的桥梁。叙述因其符号系统本性而具有“隔”的特点，从理论上说是无法实现事件的，因为拥有了真实场面质感的事件必定要求面向读者的“不隔”而在场。促使两者相反而仍相成的桥梁，就是叙事研究所着力聚焦的各种叙述方式与技巧，它们广义上即话语创造出的各种说法，是介乎隔与不隔之间的、使视点既在又不在的、在试图取消两者彼此界限的同时意识到两者并非一者的临界写作。在这一学理背景下，利奥塔等学者主张从歧异与误构的语言游戏中重新获得知识的合法性，便接通了真实，因为游戏中策略和招数的创新发明，不是标新立异，而怀有创造真实的良苦用心，即还原和恢复被求深意志所遮蔽了的“知识的批判功能” 。告别了求深意志，才能求取到真正的深度，或者说在话语的创造中才能收获深度——世界与自我的真实性。因为话语的创造作为区分中的筹划，带有人的方向感，同时又始终以尚未得以澄清的话语空白，重塑着符号的区分关系，而以新方向的显现纠正着人的方向感。尽管我不知道明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却也由此明白自己明天将有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人。这不正是最具深度的真理吗？

事实上，对作为话语效果的理论的关注，已经在晚近事件思想中浮现出来了。与德里达思想相呼应的德勒兹，从事件生成的虚拟特征出发形成有关表面（surface）的思想，可以给汉语语境以启迪。在德勒兹对斯多葛学派的考察中，后者有时被描述为一种对于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回归，逾越柏拉图而回到了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中。固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斯多葛主义者具有与某些古希腊犬儒主义者类似的地方，即也试图通过一种混合物的物理学来深入解释这个世界，而部分地将这个世界弃置于局部的混乱中，相信这些混乱唯有在作为一种原因性统一的伟大混合物中才能调和，这就对世界的恐怖、残酷与乱伦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这些可能的消极因素之外，德勒兹更加在意“那个来自赫拉克利特世界的、能爬上地表并获得全新地位的故事。这是事件在性质上与因果体的不同”，而这又是由于“表面的自主性，不受深度与高度的影响，发现非物质的事件、意义或影响，这些不可简化为‘深层的’身体与‘崇高的’思想——这些是斯多葛学派反对前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重要发现。所有发生的和说的都发生在表面上” 。他由此认为事件不发生于所谓深度，而发生于表面，其《意义与逻辑》等著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作为“词与物之间无深度的表面”的意义。他借助刘易斯·卡罗尔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论证。在故事前半部分，爱丽丝主要经由一个树洞探索地底的深处，进入后半部分，这种深度开始让位于没有厚度的扁平的卡片人物如红桃王后、红桃杰克等 , 这构成了一个颇具斯多葛意义的寓言。德勒兹分析，“这不是爱丽丝历险的问题，而是关于爱丽丝的历险 ；她爬上表面，她不承认虚假的深度，发现一切都在疆界发生。正因如此，卡罗尔才放弃了书的原名：《爱丽丝地下历险记》” 。而到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一寓意变得愈加明显，爱丽丝已不再去穿越具有深度的树洞，而是穿越了一个仅有表层的镜面，正如事件跨越的是无深度的延展平面，其实质是将事件及其生成从它们现在的和物质的载体中解放出来，以实现意义。这顺应了其核心概念“内在性平面”将思想的可能性维系于具体现实的表面的旨趣。内在性平面作为无限流动着的表面，不受任何先验力量的支配与控制，破坏性地迫使思想对自身进行无限的再创造，把自己交给一系列活跃的与实际的事件的多样性，交给独特性要素的持续重新配置。其“不从属于任何高度或深度，仅仅是表面效果，表面的不可分割性即为其恰如其分的维度” ，而呈现为一种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本体论，或者说差异性的重复。

德勒兹

这种对表面的推崇，与文学产生了内在的呼应。因为文学作为话语创造活动，就是不断创造与生成精妙话语效果的过程。尽管学界一般认为，相比于德里达，德勒兹受语言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他这一推崇表面的思想，应该说与 20 世纪以来注重语言符号的话语效果的发展趋势具有可沟通的内质。这也令我们领悟到，后现代景观中所谓“削平深度”的特征，无须引发想当然的贬义理解，因为对深度的削平，说到底来自语言对自我（任意性）本性的发现与还原，基于反思与超越形而上学这个基点，它恰恰是合乎进步逻辑的。

中国后理论由此获得的可取选项，便是在“作为写作的理论”这一点上调动与集聚自身源远流长的智慧，在理论的写作方面尝试开拓出不囿于传统诗性趣味的新途，创造出作为理论本性的事件。由于是建立在对德里达、德勒兹等学者的两种可重复性思想的吸收基础上，文字书写在相关学理中的生长性，自然地指向了后理论对汉语文化所可能产生的估计，这个选项的得出就并非出于汉文化中心主义冲动，不是我们在潜意识中一厢情愿地要求形成这样一种愿景，而确乎是学理自身所蕴含的辩证因素与选择，其可行性会逐渐得到历史的证明。这在汉语文化中已万事俱备了吗？诚然，优势不等于实绩对目标的全然兑现，不是说汉语文化已经轻易兑现了上述真理。如果说在这点上尚存在着缺陷与掣肘的话，那主要是一种基于说书传统的惯性，表现为，对故事每每过于精心刻意的编织，某种程度上压倒场面所应有的真实质感，违背了事件对因果预设的打破及其独异性。但这是能被汉语传统自身的智慧调适、克服与超越的。近期有学者探讨“身体何以能够写作”，倡导让身体成为写作的方式而非对象，便可以与汉语根性联系起来考虑。这方面值得展开的工作，便包含了与写作大有渊源的中国后理论。